“人均税负过万”的消息，从发布至今，一直广受关注。“当下中国的‘税负’问题无法回避。”对于目前普通民众的“税负痛感”，全国政协委员、财政部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（微博）如此表述。

在贾康看来，这关键是由于间接税比重过高、税制应有的再分配功能明显偏弱。

“中国‘税负压力’优化，关键既不在于降低宏观税负，也不在于指出宏观税负人均指标与‘企业上交90%税收’在直观形式上的不对应，而在于如何使实际的‘税负压力’从社会整体到单个居民的结构分布合理化。”贾康说。

“人均税负过万”的消息，是今年年初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《财政政策报告2013/2014》发布会上透露的。

宏观税负数据具有什么价值？与国际水平是否有可比性？

根据今年两会期间财政部上报全国人大审议的预算案草案，《第一财经日报》记者计算发现，根据窄、中、宽三个口径，算出2013年我国的宏观税负分别约为19.4%、22.7%和33%。贾康认为，作为相对数的财政收入/GDP之比，如以这一指标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（IMF）统计口径和国际比较，我国目前水平不超过35%，属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，明显低于发达经济体，不存在宏观税负过高问题。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在《财政政策报告2013/2014》发布会现场，也曾表示，现在更需关注的是哪些人群承担了最重的税负。

去年宽口径宏观税负约33%

“宏观税负”数据总是很容易引起民众“税负痛苦”，中国的税负到底高不高的讨论一直未曾停止。

宏观税负存在窄、中、宽三个口径。窄口径的宏观税负一般是指税收收入占GDP比重，中口径的宏观税负一般是指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，财政收入包括了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之和，宽口径的宏观税负则是政府所有收入占GDP比重。在我国，政府财政收入包括了公共财政收入、政府性基金收入、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和社会保险基金收入。

财政部今年1月份公布的数据显示，去年我国税收收入为11.05万亿元，比上年增长9.8%。今年3月5日，财政部提交全国人大审议的预算案显示，去年全年的公共财政收入约为12.9万亿元，政府性基金收入约为5.2万亿元，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约为0.17亿元，社会保险基金收入约为3.5万亿元。

与此对应的是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去年我国的GDP总额为56.9万亿元，但中国人均GDP水平偏低。按照上述数据，据《第一财经日报》记者计算，我国去年窄、中、宽口径的宏观税负分别约为19.4%、22.7%和33%。

贾康认为，所谓“人均税负”，在此实指政府财政收入的人均量值，或可称为“人均财政收入”，“把政府收入分摊于全体社会成员，引出‘人均税负’概念，学理上按说也并不为错，但就此概念对百姓的感受而言，却与‘人均财政收入’的表述有了重大区别。”

他认为，税收“负担”概念量化到具体的每一个人，很容易引发民众的“税负痛苦”或“税收厌恶”，决不如“收入”概念的人均量化那样容易被人们欣然接受。“同一件事情，仅由于有两种表述，便可能形成两种大相径庭的民众感受与舆情向背。”

不过，对于“国际可比口径”的说法，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则认为，我国与发达国家存在汇率选择等诸多不同，国民所能承担的税负或财政收入不能够直接进行比较。

从宽口径宏观税负看，这一数字基本与往年持平，此前多位财税领域学者均向记者表示，从数字上看，我国的宏观税负并不比OECD（经合组织）成员更高，现在基本稳定在32%、33%的水平。

贾康认为，真正有意义的指标，还是作为相对数的财政收入/GDP之比，即“宏观税负”，它反映的是某一经济体在特定发展阶段、特定经济体制和财税制度之下的政府资源（财力）集中度，可借此具体分析该经济体“以政控财，以财行政”的财政分配相关特点和政府作用空间。

谁承担最重税负

“宏观税负只是有些参考价值，资金效率关系到税收痛苦程度，而更关键的是，要特别关心哪些人群最终承担了最重的税负。”杨志勇表示，加之目前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依然很低，财政收入并不是越多越好。

贾康则认为，目前我国间接税占全部税收的七成，应在总体税制结构中适当地、逐步地提升直接税的调节作用，以及提高直接税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，让有支付能力的较高收入阶层直接税缴纳，以此相应替代间接税收入，降低全社会成员的税收痛苦总体水平。

国家税务总局税科所研究员付广军撰文指出，人均税负应采用全国税收收入除以人口数，并不是个人实际缴纳的税收平均数，中国纳税人分成企业法人和自然人。

针对中国社科院报告称“九成以上的税收来自企业缴纳”，他认为，一般而言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较低条件下，税收主要来自于法人企业；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提高，来自于自然人的税收会扩大。

杨志勇认为，人均税负的确不是个人实际缴纳。但税收负担最终会落在个人头上，“企业是虚拟物，不会是税收的最终归宿。”

贾康指出，据测算，我国间接税收入在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很高，接近70%，明显高于其他经济体尤其是较发达市场经济体的一般情况，所以我国的消费大众实际上成为向国库作税收贡献的主要群体，这一点也是与其他经济体情况相比形成重大差异的现阶段的“特殊国情”。

他认为，在现阶段我国消费大众中的大多数是低中收入阶层，由于他们的恩格尔系数较高，在消费环节承担税负、作出利益让渡，很大程度上是属于基本生活资料层次上的利益让渡，因而“痛苦程度”也就较高。

为了回应公众诉求，降低实际的‘税收痛苦’程度，随着经济发展、收入水平提升和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问题凸显，我国在总体税制结构中应适当地、逐步地提升直接税的调节作用，以及提高直接税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。”贾康表示。